墨家的侠义精神与西方的骑士精神也相通。

后学释墨者都以兼与别相对立。冯友兰先生说，墨子反贵族而因及贵族所依之周朝制度，因儒家以法周相号召天下，而墨子及其学说代表平民百姓贱人之所为，法夏以抵制儒家学说。

故别相恶交相贼亦与兼相爱交相利对立。……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也即前云《大取篇》：利爱生于虑。一义贯之从而天下可得而兼之。如日普照般的公利天下是大自然为人铺垫的存在基础。

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以饥饿为例，饥饿既是自然的需要，也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在我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而且，政治哲学之问的答案，一定是政治哲人自己内得于心的，个体性的答案。《传习录》载，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如：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这是他强调信。他之所以将第一等事与读书学圣贤相关联，只是因为所受的儒家教育让他先入为主的感到圣贤就是能做第一等事的第一等人。

抛开王阳明学问中信的维度而谈其学问，抛弃王阳明学问的根本决断性而谈其学问，是遗其根本而数其枝叶，当然不得要领。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

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但王阳明同时亦认为，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灵知与心、意、良知和事亦是一体的，如《传习录》载，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王阳明不仅将工夫论中各种概念视为一体的，而且将功夫与本体，善与恶，善恶与良知，都视为一体的，都统一于人自己的心。

心与理的关系的重新处理，也必然影响到心与性，性与理的关系。关于成色分两之说，《传习录》载,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其人默然无对。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

孟子对后世思想的影响有两方面，第一，对心做了初步的分析，将心视为人人共有的先天法则。集义之说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

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就体现了他对骑射兵法的亲身实践。人要在现世的生存中摆脱奴役，就要把握到自身整全的缘构境域，获得个体性的内得于心的真理，并凭借这一内得于心的个体性真理通过决断化解生存过程中所有的张力，使得缘构境域摆脱现成化的危险，恢复人域性存在的本质。

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王阳明说：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传习录》载，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而一个奠基于时间性的域，之所以被称之为某问题的答案，就因为这个域是属人的域，属人的域就是作为缘构境域的人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从何为第一等事？到圣人必可学而至，最后归结为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理路。

关于其学问的决断性与当下性，后文再加详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自慊亦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为：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从上面这条引文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不去追问终极的圆满真理是什么，而是着眼于当下。

就其道德操履而言，为臣老成持重，大义敢当，行不掩言，精忠报国。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先天的属人的自明的真理，说良知是先天，是指良知凡圣皆有且亘古不变，说良知属人，是良知只是自己的心，自己的良知从来与自己须臾不离，说良知自明，是指良知自然而然的知善知恶，不论你思虑什么，做什么，良知亦自能知得你的是非，良知亦自会分别得你的善恶对错。

就心是个体性还是共通性这个问题，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学说，而又有所不同。为宰体察民情，心政双治，操实政绩，泽被后世。康德认为，只有清理所有感性的杂质，才能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律。从中我们能看出，在王阳明那里，心、理、性三者是统一于心的，是一样的。

但王阳明并未认同这种化心为性的理论，觉得程朱理学使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故而在龙场悟道之后，作为对朱熹的反响，王阳明进行了心体的重建。王阳明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他也是亲身实践以定真伪。

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慊，通惬，满意、心安之意。

为了追寻这第一等事，年轻的王阳明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所学的转入转深，王阳明开始思考何谓圣贤以及如何能成为圣贤。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

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勉强而致之者，贤人也。为师循循善诱，接引后学，以道为任，不遗余力。王阳明认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没有外在于我心的先天之理，也没有不是天理的人心。

实际上，依照王阳明的看法，致了良知也未，自己的良知，是明明白白的。王阳明关于心外无物的阐述，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一关于花树的公案。

王阳明在这样的环境下，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一问，就促成了王阳明政治性的处境中最重要的决断，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是王阳明在自身政治性的处境中最重要的决断，依靠这一决断，化解了其生存境域中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张力，并通过这一化解，把握到了他自身整全的缘构境域，获得了他自己内得于心的，个体性的真理。思即人的思考、思虑，即人的思想活动，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并非由大脑主宰的思维功能，而是能将人的任一思维判为善的或判为恶的准则，即良知自然知道自己思维的善恶。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心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先秦，其中以孟子的思想最为典型。对这样的意志说来理性是绝对必须的。